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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众多，党几乎成了各派系的集合体。对于领袖之间的派系争斗，要么置之不理，要么无力管束，甚至有时还会故意扶持，以便各派互相牵制，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
国民党内部有几个不同的派别
（一）CC系列
大约在1927年的夏天，CC系成立了。那时候，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北伐的胜利，但在党内的资历并不深厚。他面对着一些在党内有着重要历史地位的老前辈，还有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以及在政府和军队中担任重要职位的共产党成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蒋介石需要培养一批忠实的支持者，来帮助他对抗这些对手，削弱他们的影响力。
1928年，陈果夫接管了中央组织部，这使得蒋介石能够广泛地干预党务。通过重新登记党员的程序，他清除了许多隐藏在党内的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并吸纳了一批新人成为自己的亲信，同时把这些亲信安插到各省级党组织中。这一过程还促成了党内秘密警察组织中统局的建立。国民党成立已久，内部派系林立，党龄不长的蒋介石只能借助陈氏兄弟的力量，将已有组织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人手中。虽然这种方法不一定能让蒋介石完全掌控党的运作，但至少能防止内部纷争，维持稳定局面。
在很短的时间内，CC系就在党员干部培训领域迅速崛起。他们先是削弱了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的影响力，随后又把触角伸向了公立学校、出版、财政金融、商业和工业界等多个领域。CC系的发展速度可以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人数的增长中看出。据估计，到1935年时，在180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大约有50人可能是CC系成员，占总数的近三成。还有估计称，战前CC系成员最多时达到了一万人。从地域上看，CC系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和江西等地活动最为频繁。CC系虽然新兴，但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甚至对忠心追随蒋介石的黄埔系也进行了排挤。这导致党内派系之间竞争激烈，相互倾轧的现象日益严重。
实干团
三民主义力行社，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蓝衣社”，成立于1932年4月。最初，它的成员大多是由蒋介石从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而更加出名的“复兴社”则是在1934年7月成立的。
实际上，复兴社只是一个表面看起来不太明显的组织，没有自己的具体形式和成员。从国家到地方，以复兴社名义进行的各种活动，背后都是由力行社或者革命青年同志会的干部在控制。与CC派相比，蒋介石让力行社充当他在党务活动中的“亲信”。
陈家兄弟的任务是掌控党的机制，压制内部无法根除的派系，防止他们制造麻烦。而力行社的目标是在原有政党之外，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性质的党组织，配合蒋介石的军队建设，希望创建一个新党，以此掌握政府的关键职位，清除腐败分子。特别是1931年蒋介石被迫下台后，国民党很多领导人都选择观望，这让蒋介石深刻感受到，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政治团体来支持他的革命计划，否则革命难以成功。因此，他挑选了一些值得信任的黄埔学生，建立了一个忠于他的组织。
力行社主要在三个方向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军队的思想工作由贺衷寒负责；别动队由康泽指挥；而军统局则由戴笠管理。
在三个机构里，军统局在组织结构、人员数量和职能划分上是最小的一个。军队政治工作系统主要是通过教育或渗透以及监控手段，促使地方军事力量效忠；而别动队的任务则是采用非军事方法，在共产党控制区域的边缘地带进行民众的煽动和动员。
尽管力行社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有军人背景，按理说他们的活动应该只限于军事领域，但随着工作的顺利推进，他们开始尝试向新的方向扩展。到了1933年底，他们已经成功地进入了文艺界，并通过将军训课程纳入学校正式课程，在一些教育机构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力行社的活动充满了神秘感，让我们很难准确判断它在战前的力量大小。不过，一份日本政府的秘密文件显示，到了1935年底，力行社的成员已经达到了14000人。
（3）重组派
在北伐战争前和北伐过程中，汪精卫在很多问题上已经与蒋介石产生分歧。然而，让他组织一个属于自己的派系的主要原因，是清共后蒋介石权势急剧上升带来的挑战。
1928年春天，上海成立了一个叫“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组织，这标志着汪精卫政治团队正式成立。据说，成立没多久，这个组织的成员就达到了一万人。如果稍微了解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团队的领导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并不是一个只限于某个地方的团体。
实际上，它并不能算作一个职能团队，因为尽管很多人在国民党里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他们并没有具体的职责。改组派之所以迅速壮大，是因为它为国民党内部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提供了一个表达对蒋介石不满的平台，并且是在深受尊敬的汪精卫领导下团结起来的。
然而，改组派内部的严重分歧也让他们失去了团结。1929年，汪精卫最终认识到必须用武力对抗蒋介石，并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召开了所谓的“扩大会议”。但军事上的失败迫使汪精卫放弃了反蒋的计划。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开始寻求更紧密的合作。
1935年，汪精卫因暗杀事件受伤，不得不长时间退出政坛。紧接着，1936年5月，胡汉民去世，这让蒋介石失去了与汪精卫合作的最大理由。当南京政府在1936至1937年间逐渐倾向于对日作战时，改组派在政坛上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弱。到了1938年底，汪精卫离开后，他的支持者也不敢再公开承认自己属于改组派了。
政学系和西山会议派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团体。
在国民党上台之前，政学系就已经是一个组织结构不稳定的团体。这个团体在1926年就与蒋介石有了联系，那时蒋介石正急需一些有行政经验的人来担任政府的重要职务。政学系里有知识分子、军官、银行家和金融家，他们特别擅长处理经济问题。
所以，他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那些政治和经济都很强大的大城市里。在南京时期，这个团体只满足于在政府机构中占据一小部分位置。像张群、杨永泰、黄郛这样的知名人物，都是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给他出谋划策。值得注意的是，黄郛甚至不是国民党的成员。这些领导人在政府部门和地方上都没有建立正式组织的意愿。因此，政学系更像是蒋介石个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他处理行政事务的智囊团。
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内最小的一个团体，组织结构也很简单。虽然像林森、邵元冲、叶楚伧这样的领导人后来在政府里担任了重要职务，但他们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坚决反对共产党、个人名气以及在党内的资历。
他们没有建立起正式的组织结构，除了明确反对共产主义外，也没有提出过其他有特点的政治主张。因此，虽然他们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但并没有对蒋介石构成威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1930年代，他们能获得一些地位高但权力有限的职位。只要国民党同意他们的反共立场，他们通常就不卷入党内的其他纷争。然而，蒋介石表面上尊敬他们，心里却十分不满，曾在私下里对他们进行过严厉的批评。
1935年，蒋介石这样记录道：
在1934到1935年间，蒋介石、赛克特和法肯豪森将军秘密制定了未来的建军计划，目标是准备抗日。这样的决定肯定会让那些老派人物感到不满，他们可能会对此大为光火。
军事方面的作用
简而言之，在1930年代，党内部最激烈的争斗发生在支持蒋介石和反对蒋介石的两派之间。在这个过程中，反对蒋介石的一方多次暴露出他们在组织策略和军事实力上的不足。
其实早在1930年代，军人就已经成了党内斗争的最终裁决者。随着蒋介石一次次击败对手，支持他的势力也有了更多机会去扩大在地方和政府中的影响力。通常情况下，黄埔系主导的力行社会在打下新地方后进行扩张。但因为力行社人手不足，无法处理所有的问题，所以CC系就趁机开展日常党务工作，政学系也被赋予了一部分行政权力。
蒋介石的权力根基在于他有一个由不同功能成员组成的核心团队。尽管这些成员有时会有一些摩擦（比如CC系与杨永泰之间的分歧），但蒋介石总能掌控全局，不让任何一方势力过大。虽然黄埔系在对抗共产党的区域中占优势，但总体来说，这些派系之间保持着一种平衡状态，只有蒋介石能统一管理整个局面。
蒋介石的对手要么是些传统军人，难以摆脱旧军阀的习惯，要么是党内根基不稳的政治小团体。前者缺少组织经验，后者缺乏军事力量。只有当这两种派系联合起来，才能对蒋介石构成威胁。但在1928-1937年间，这两种派系要么各自单打独斗挑战蒋介石，要么在少数联合反蒋事件中互相欺骗，无法真诚合作，因此从未对拥蒋派系构成威胁。
然而，这样的斗争方式也让支持蒋介石的团体受到了一些负面影响。他们逐渐变得过于依赖一种固定的模式，即先由黄埔军校培养的军队在战场上战胜对手，接着国民党进入已经稳定下来的地区，设立党组织，并将党的工作渗透到政府、学校和商业领域。
换句话说，军事占领成了开展党组织活动必不可少的前提。与之相对，孙中山原先的革命计划是把党作为革命的先锋，动员群众，深入敌后夺取胜利。然而，实际情况是，国民党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即在军队没有控制一个地方之前，他们不愿意冒风险在当地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斗争。
随着时光流逝，国民党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军事力量解决所有问题。国民党领导人没有选择贴近民众，用思想和政策来激发民众的热情，而是习惯于使用官僚作风、形式主义和强制命令来管理群众。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各种派系的争斗。
抗日战争期间，党务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因为无论是被敌人占领的地方，还是名义上由政府管理的区域，党都无法像以前那样得到军队的保护，生活得很不自在。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的阵营里竟然也存在不同的派系。这些支持蒋介石的人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或经济计划。
这些派系的形成是为了通过签订集体安全协议来保护和提升领导人的个人利益。尽管蒋介石利用派系与对手争夺权力，但他无法掩饰一个事实，那就是派系的本质是腐败的。对于那些积极参与这场政治游戏的领导人来说，他们看待政治的角度是权力的得失，而不是政策的好坏。
他们对权力变化的细微之处极其敏感，对“赢”或“输”的高度关注，容易导致他们把权力视为政治活动的最终目的。久而久之，他们可能忽视了道德和思想的重要性，而这些恰恰是一个革命政党持续拥有价值和活力的关键所在。
尽管战前拥蒋派因为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避免了内斗，但他们的存在却严重削弱了党的道德力量和革命信念。这种派系现象对国民党造成的长期危害，在抗日战争期间才变得明显。因为一旦战争开始，国民党不能再依靠地域扩张或政府机构膨胀来获取权力，党内派系就会失去方向，变得腐败无力。
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国民党领导人就意识到，在江南地区常用的党务工作方法，在战时很难适用，也难以深入到大后方的基层社会。
内陆各省的实权人物不愿意让外部力量介入，更别提接受他们的领导了。面对这种抵抗，国民党中央需要改变策略，制定新的组织和行动方案，才能在大后方站稳脚跟。否则，他们只能局限在重庆市以及一些省份的党组织范围内。
地方上的强人加入国民党，主要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他们还在自己的地盘上筑起了坚固的防线，防止中央的干预。
实际上，地方实力派就像是把地方政府和社会封闭起来，不让国民党进去，一旦有人违反，就会遭到强烈反对。这种情况对中央的党领导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在战前，他们总是信心满满，先用军队清除障碍，然后再由党部顺利接管地方政府和社会。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既无法说服地方上的实力派主动接受党的领导，也无法从基层民众那里得到足够的支持来推翻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此外，前线的军事进展也十分缓慢。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党中央的领导人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保守，只关心保护他们的小团体利益。随着重庆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日益缩小，政治舞台也随之变得狭窄，各派系的活动空间只能局限在中央层面，以及少数还未被地方实力派控制的省和地级区域。
因为资源越来越少，竞争者却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就像粥少僧多一样，导致政治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当派系的头领们意识到自己无法控制战局的发展时，他们就会明白，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力巩固自己的优势，以便在战争结束时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这种心态在1943年底尤为突出。
一方面，同盟国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进展顺利，眼看就能击败轴心国。另一方面，国内局势却越来越紧张，特别是1944年时遭受重创。面对这种情况，各政党不是齐心协力帮助国家度过难关，而是拼命争夺自己的利益。
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些胜利成果体现为掌握了国民参政会、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立法院、行政院，以及最终的总统选举。学者王子壮曾经对此现象进行过分析。
他问，国民党有党主义、组织和领袖，为什么不能团结？
他给出的回答是：
这样一来，派系领袖们在争夺中央利益时就更愿意露出凶狠的一面，而对地方层面的党建工作则完全不在乎。
显然，战争期间各派系的划分和交流方式，与战争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1938年4月，蒋介石在党内确立了最高领导地位，这使得改组派的政治影响力大减。随着蒋介石成为党内的最高领导人，汪精卫的地位变得非常尴尬。最终，当汪精卫离开国民党投靠日本后，改组派的政治生命也基本结束。从1939年起，改组派不再参与政党政治。
政学系的情况稍微好一些，但仍然无法独立发展自己的组织，依旧依附于政府高层机构，远离普通民众。到了1943年，已经很难准确评估政学系的实力了。黄郛和杨永泰去世后，张群接任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
这些官员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个人关系，他们的职位也是蒋介石赐予的。因为他们没有坚实的群众支持和军事力量，所以在政治斗争中往往选择低调行事，这也使得他们较少成为其他派系攻击的目标。
1938年末，广州被占领，这导致了国民党中一些来自广东的老党员失去了他们的根据地。之后，尽管一些广东的领导人依旧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但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了。与此同时，西山会议派的成员年纪越来越大，虽然还坐在高位上，但这些位置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这也加速了他们的衰落。
这些发展使得支持蒋介石的派系陷入了直接对抗的局面。因此，战争时期的派系斗争与南京时期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从蒋介石个人的领导圈子中产生的政治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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